一个管着上海所有公园的副局长，为什么非要自己办杂志？
本文信息综合自公开报道及园林界公开资料。 2026年8月25日上午11点20分，严玲璋在上海瑞金医院离世，93岁。 讣告上说，丧事一切从简，不举行告别仪式。这是她本人的遗愿。 翻出那本泛黄的《园林》杂志创刊号。封面上，严玲璋三个字印在第一任主编的位置上。 如果你生活在上海，走在衡山路的梧桐树下，逛过世纪公园，或者只是在家门口的小花园里坐过，那些绿色多多少少都和她有关。 一个副局长，偏要“不务正业” 严玲璋是上海人，1934年2月出生。1958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，1960年调入上海园林管理处。1983年，她当上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，分管科研科技工作。 按理说，副局长管好行政事务就够了。但严玲璋不。 “文革”期间她被下放到中学当老师。那几年里，她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，发现一个让她很难受的现象：很多人觉得园林就是栽树种花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是让人观赏消遣的行业。 一个在城市里种下千万棵树、让几百万人在树荫下生活的行业，被人看得这么轻。 1973年回到园林系统后，她心里一直窝着一件事，园林得在社会上开个窗口，让更多人了解这行到底在干什么。 1983年底，她向局里提议办一本园林科普刊物。在时任局长程绪珂的支持下，她觅人才、搭班子，设置栏目、组撰稿件。她拉来植物园副主任当副主编，请了两位退休老法师做编辑。1984年，试刊三期内部刊物出来了。1985年，《园林》拿到国内统一刊号。 一本行业杂志，就这么被一个副局长“折腾”出来了。 办杂志只是开始，她让14.9万人投出了“十大名花” 《园林》办起来以后，严玲璋干了一件更大的事。 1987年，她和上海电视台、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发起“中国传统十大名花”评选。据公开报道，全国29个省市的群众，还有海外华侨华人都参与了投票，有效选票14.9万张。 陈俊愉、程绪珂等100多位花卉专家也参与了评选，结果跟群众投票高度一致。 最后选出来的十大名花：梅花、牡丹、菊花、月季、杜鹃、山茶、荷花、桂花、兰花、水仙，到现在还在用。后来全国讨论国花的时候，这次评选成了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。 一个园林局的副局长，搞了一场全国性的文化活动。这事放在今天，也够出格的。 没有条件，就创造条件 严玲璋有个信条：“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”。 20世纪60年代科研条件差，她牵头组建园林科研组，搭起上海第一个植保预测预报网，观测了近200种植物的物候，编了《上海主要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月历》。 1979年，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成立，她是首任所长。组培实验室建起来了，香石竹等花卉实现了组培工厂化生产。 她还积极引进日本的“宫胁法”近自然造林技术，这是一种模仿天然森林演替规律、用乡土树种造林的生态修复方法，在上海多地落地试验，支撑环城绿带生态建设。她还参与技术攻关，实现了国庆期间“百花齐放”的园艺目标，让本该在春天开的花，秋天也能盛放。 退休以后也没闲着。她继续当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，一干就是16年。2013年，79岁的她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。同年，又拿了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首届终身成就奖。 别人退休是喝茶看报，她退休比上班还忙。 一个提案，她连续提了5年 严玲璋还有一个身份，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。 1990年代，城市建设飞速发展，土地成了紧俏资源。市中心想搞绿化，得“见缝插绿”“寸土必争”。绿地被占是常有的事。 严玲璋不干了。据公开资料，从1992年起，她连续5年提交提案，要求把城市绿地像红线一样法定保护起来。在她的推动下，城市绿线被写入上海地方法规。2002年，国家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颁布实施。 今天你去任何一个中国城市，打开城市规划图，都能看到上面标注着绿色的线。那些线圈出来的地块是绿地，不能随便盖楼。这个制度能覆盖到全国每一座城市，源头在上海，推手是严玲璋。 她提建议从来不是随便说说。保护城市成熟林荫道、推广乡土小苗、建绿廊缓解热岛效应、利用废弃地办展会留下生态绿地，每一条都实实在在。 她给自己立的原则是八个字：“不唯上、只唯实”。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：让园林“被看见” 严玲璋这一生，身份很多，副局长、研究所长、杂志主编、人大常委、学会理事长。 但串起这些身份的只有一件事：她一辈子都在让园林这个行业“被看见”。 被社会看见，所以她办杂志、搞科普、写书。《中国花经》她是主要编撰人之一。八十多岁还主编了《林中的“炮弹”》《变性的植物》等科普读物。 被法律看见，所以她推动绿线入法，让绿地有了“护身符”。 被普通人看见，所以她搞十大名花评选，让14.9万人参与进来。 很多上海人天天走在树下、坐在公园里，不知道这些绿色背后有谁在撑着。这不奇怪。搞园林的人，本来就是让树说话，自己不说话。 她走了，但树还在，绿线还在 2021年，《园林》期刊在她的关心下成功转型为学术期刊。从1984年创刊到今天，这本杂志走了四十多年。 如今
